中国古代王朝演变中存在一种特殊情形：汉代分为西汉与东汉，其间有王莽创立的新政权，唐代过程中则有武则天设立的周政权。尽管两者均源于改换国号，但后世史家对它们的归属有明显区别。新政权常被视为独立王朝，而周政权通常被纳入唐代序列。

这种差异的成因可从多个层面分析。

首先，两位建立者的背景有本质差异。王莽虽为汉室外戚，其政治行为与汉代事务紧密相连，但从传统家族传承视角，他不属刘姓皇族，因此其新政权被视为与汉代迥异的实体。

相比之下，武则天是李治的配偶与皇后，李显与李旦的生母与太后。从家族制度观点，她属于李氏家族内部成员。在周政权时期，一些唐代旧臣如狄仁杰、张柬之等认为，武则天行使权力本质上是暂代李氏皇权。他们相信，她最终会将帝位归还李氏后裔，特别是李显。此外，武则天临终前自愿放弃帝号，恢复皇后地位，并合葬于李治陵墓。这使得周政权与唐代融合，成为其组成部分。

从祭祀习俗也能看出区别。王莽在新政权中未设立祭拜汉代先帝的场所。而武则天在周政权中继续维护李氏祖庙，李渊、李世民、李治仍受正规供奉。这反映出她重视周政权与李氏的延续性，周政权并非彻底取代唐代，而是依附其存在。没有李氏基础，周政权便无立足之地。

其次，从终局来看，新政权被起义力量与刘氏军队合力颠覆，而武则天原本计划将权力移交给李显，周政权的结束通过小型变故实现，并未改变其本意。

王莽的政策引发全国性反抗。17年至18年，绿林与赤眉起义相继爆发，这些力量与新政权军队交锋，包括蓝乡与成昌战役，对其统治造成重大冲击。同时，刘氏后裔刘秀领导的军事行动也在推进。23年，刘秀部队在新政权军队主力对峙的昆阳战役中获胜。新政权参战兵力达40万，但刘秀以少胜多，摧毁其核心力量。

昆阳战役后，新政权迅速衰落。同年，王莽遇害。从灭亡过程，新政权是被起义军队与刘氏力量共同击溃，两方均发挥关键作用。新政权覆灭后，刘秀凭借政治军事能力在乱世中崛起。25年，他建立东汉。新政权因此成为西汉与东汉间的独立间隔，且其灭亡与东汉兴起并非平稳过渡。

相反，周政权的结束通过有限规模的变动，而非大规模冲突。690年，武则天即位，称圣母神皇。但在家族传承背景下，周政权面临继承难题。她曾考虑传位于武氏亲属，但这违背传统规则；若传李显或李旦，则周政权面临短期终结。这导致内部矛盾，武氏成员对李旦施压。

唐代旧臣如张柬之、狄仁杰认为，武则天掌权属李氏内部事务，非彻底篡夺。但若武三思继位，则构成真正改换王朝，这超出他们的接受范围。为促使武则天选择李氏继承人，狄仁杰多次建议早定太子。他的核心观点是：李显为武则天亲子，传位于他可确保后世祭祀；武三思为侄子，无姑侄传位的先例。

此劝说促使武则天决定。697年，她召回李显，并立为太子。从此，周政权向李氏回归仅剩时间问题。705年，张柬之等发动变故，针对某些宠臣行为，导致武则天退位，李显复辟。

鉴于697年已定李显为太子，此变故仅加速进程，未改变武则天传位本意。她原本欲归还李氏统治，且生前要求放弃帝号、合葬李治陵墓。因此，后续李氏皇帝视其为李治皇后，而非独立王朝创立者。官方史书编纂者，如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也未将周政权视为分离实体。

第三，从政治经济实质考察，新政权对西汉制度进行彻底革新，而周政权基本继承唐代框架。

王莽为标示新开始，对政治经济体系实施全面调整。政治方面，他更改官职名称，如将大司农改为羲和，并重命名各地地名，给民众带来不便。经济方面，他推行不同于西汉的土地政策，并改动货币体系。这些变革引发反抗，最终在新政权在起义与刘氏军队合力下崩解。

王莽对西汉制度的颠覆符合新王朝的彻底重塑特征。

与之相反，周政权在政治经济上延续唐代模式。例如，军事维持府兵制度，后期恢复边疆控制。经济沿用租庸调法。周政权官员多为唐代旧臣，如狄仁杰，且武则天立李显为太子，后传位于他，并合葬李治陵墓。

尽管武则天改国号并称帝，但鉴于其李氏皇后身份，以及对唐代制度的继承，周政权被视为唐代延续，而非独立王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