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49年起，历史学界便围绕一个经久不息的争议话题展开了激烈的讨论。

为何装备齐全的八百万国民党正规军却败给了仅凭小米步枪的百万中共地方武装？

有观点认为，国民党军队内部分裂严重，派系纷争，各自为战，这使得在战场上难以凝聚力量，最终陷入溃败；同时，也有学者指出，国民党在经济政策上屡屡失误，金圆券的推行未能有效遏制通货膨胀，使得民众对政府逐渐丧失信心。

固然，此类观点并非全无根据，亦有其合理之处。然而，中共的胜利并非仅凭武力，更在于其坚定不移的信念。

在意识形态的隐性战场上，国民党可谓是遭遇了惨痛的败绩。无硝烟的“攻心之战”往往比硝烟弥漫的战场更为关键。

众多国民党高级将领响应中共的统战号召，纷纷率部起义，此举显著缩短了国家统一的进程。

“通共名单”

时下流行的谍战影视作品中，观众们常常会看到这样的弹幕——“天下何人不通共”。

网友之所以对国民党组织涣散、内鬼丛生现象进行调侃，实非无端之举。

不言而喻，即便仅以上海中央的“龙潭三杰”为例，亦足以彰显其英勇事迹。更何况，民国国防部作战厅的郭汝槐，更是贡献卓著，他曾成功获取并秘密运送了大量军事机密情报至延安。

然而，诸如熊向辉、郭汝槐之流，不过是微不足道的小角色。真正潜藏于国民党这股僵化势力之中，游刃有余的大鱼，乃是“小诸葛”白崇禧、“西北王”胡宗南等掌握兵权的地方权贵。

1949年1月，随着中共胜利的曙光渐显，国民党已无力扭转局势。

毛泽东曾借助苏共和中共之间的联络桥梁——奥尔洛夫（化名捷列宾），向斯大林呈递了一份极为机密的情报。该情报揭示了国民党高级将领中若干意图变节的实质性情况。

待解放军渡过长江，进攻武汉之际，贵方需保持静观态势。”

除白崇禧之外，该电报亦详尽记录了国民党高级将领与中共秘密往来的名单。

众多知名人士齐聚一堂，诸如被誉为“小诸葛”的白崇禧、雄踞西北的胡宗南、才识平庸的汤恩伯、东北“剿总”司令卫立煌、华北地区的勇猛将领傅作义、第四绥靖区司令刘汝明、湖南地区的势力巨头程潜，以及四川军阀刘文辉等，均在此列。

该电报随后被刊登于《党的文献》杂志，而所有在该杂志上发表的文章，均需经过严谨的审查程序，方得与公众见面。

此外，《党的文献》杂志依托于中央档案馆和中共中央文献室的支持，理应享有相当的公信力。

正是在1949年这一历史性的转折点，毛主席向远在莫斯科的斯大林透露，众多国民党高级将领与中共保持着紧密的联系。

首先，苏共作为国际共产主义的“领头羊”，在全球范围内占据着核心地位，中共作为其分支，自然应当定期向其汇报工作进展。

自然，这仅仅是公开陈述的理由。实则，毛主席意图利用这一机密信息，以赢得苏联的支持，促使苏联全面摒弃对国民党的支持，从而不再介入中国内政的纷争之中。

随着“通共”名单的揭晓，幸而蒋介石已辞世，否则想必他会怒不可遏，怒斥一声“他妈的”。

那么，白崇禧、卫立煌等人物究竟是通过何种途径与中共取得联系，他们又是如何巧妙地避开蒋介石的严密监控？接下来，我们将选取几位将领，深入剖析他们背后的故事，一探究竟，了解这些政治人物立场的变化。

“七路半”的卫立煌

卫立煌，出生于安徽合肥，早年投身军旅，曾担任孙中山的贴身警卫。

得益于孙中山的青睐，卫立煌逐渐崭露头角，在军事领域获得重用，历经师长、军长、司令长官等多重要职。

在抗日战争的后期阶段，卫立煌肩负重任，担任了中国远征军的司令一职，成功打通了连接中印的公路。

凭借此等辉煌战绩，卫立煌声名远播，成为国内外的璀璨将星，备受瞩目。

在解放战争的关键时刻，卫立煌的一系列举动激发了国民党方面的诸多猜忌。

例如，在1948年1月，卫立煌接任陈诚担任东北“剿匪”总司令一职，当时他麾下拥有55万精锐部队，然而他却屡次以各种借口推脱，对蒋介石关于打通沈阳对外交通线的命令置若罔闻，坚决不予执行。

此外，卫立煌屡次婉拒增兵，以解锦州之围，致使该地要塞锦州落入“101”林彪之手，进而丧失了在东北的战略主动。

辽沈战役落幕之后，众多国民党高级官员心中疑云密布，他们纷纷对卫立煌提出质疑，指责他可能是中共秘密发展的党员。一时间，呼声高涨，甚至有人要求将其处决，以正视听。

鉴于战事紧迫，蒋介石权衡之下，决定对那位阵斩大将的将领仅予以撤职并展开调查，以免令部下将领心生寒意。

1955年，卫立煌踏上归途，从香港重返北京，昔日的挚友周恩来与朱德亲赴车站，热情迎接。毛主席亦设宴款待，为其举行洗尘之礼。此后，卫立煌更荣任国防委员会副主席一职。

众人皆知辽沈战役的关键性，但关于卫立煌是否被策反、故意按兵不动以夺取锦州的说法，却始终是一桩扑朔迷离的悬案。

事实上，卫立煌与中共的交往颇为密切，这一点无可否认。

在1985年，由文史资料出版社出版发行的《回忆卫立煌先生》一书中，记载了赵荣声秘书的亲身经历。书中提及，作为地下党员的赵荣声，于1938年2月遵照上级指示，抵达国民党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处，肩负起统战使命。他担任卫立煌的少校秘书一职，直至1941年方才返回延安。

拥有深厚白区工作经验的刘少奇曾于洛阳郑重告诫赵荣声：“你必须隐蔽身份，耐心等待时机成熟，同时务必做好随时撤离的准备。”

该书亦披露，1938年四月，卫立煌应毛主席之邀，特地绕行至延安进行为期三天的访问。期间，毛主席虽素来不喜饮酒，却破例举杯，与卫立煌共同留下了八张珍贵的合影。

传闻在忻口战役的烽火中，卫立煌曾三次与周恩来会晤，恳切表达了他加入中共的愿望，却终被委婉地拒绝。

亦是在此期间，卫立煌赢得了“七路半”意即距八路仅一步。

卫立煌的亲共立场虽以抗战为大义掩饰，然蒋介石亦不敢过分责难。

蒋介石固然并非愚钝之流，但他亦在卫立煌的麾下暗中布置了特务。蒋介石曾亲自向这些特务叮嘱道：“卫立煌擅于领兵作战，却于政治之道尚显生疏，因此你需时刻留意，加以监督。”

及至1941年，蒋介石将卫立煌派往河南，委以省政府主席之重任，同时撤销了他的上将军衔，剥夺了其军政大权。对此，周恩来同志代表中国共产党向卫立煌表示了诚挚的歉意，他言道：“你受累了！”

1947年，卫立煌身处欧洲的闲暇时光，私下联络了留法学生中的左派领袖汪德昭，并向中共传达了他的心声：“我衷心期盼尽快结束内战，并坚定地表示，我决心站在人民的一边。”

翌年一月，蒋介石派遣卫立煌接手陈诚遗留的困境，卫立煌随即任命汪德昭为他的副秘书长兼办公室主任，以便于与中共进行沟通。

显而易见，与蒋介石相较，卫立煌实则与中共保持着更为密切的联系。

首先，卫立煌并非浙江籍，亦非黄埔系出身，故难以称之为蒋介石的亲信重臣。

在国民党内部，卫立煌饱受压抑，境遇颇为苦闷。加之，他对蒋介石的政治主张持不同见解，这才促使他转向支持中共。

“西北王”胡宗南

谈及卫立煌之后，让我们接着探讨蒋介石的高足——胡宗南。

质疑胡宗南的指挥能力在情理之中，毕竟谁又能料到，即便是那些战力平庸的将领，手握二十万大军，竟然也难敌三万西北野战军。

一种说法是，胡宗南身为黄埔军校一期学员，实则白费了这所名校的栽培，可见他对兵法一窍不通。另一种观点则认为，胡宗南系特别党员，即便不是，也难逃“通共”的嫌疑。

胡宗南出身寒微，自幼思想倾向鲜明，对左翼人士怀有深厚的同情之情。

在日常生活里，胡宗南与一般国民党人士颇有区别。他淡泊名利，绝不染指不义之财，对女色亦不感兴趣，心中唯有对妻子叶霞翟的深情厚谊。

在黄埔军校求学的岁月里，同学们普遍坚信胡宗南毕业后必将投身中共，此信念源于他与军校卫兵司令胡公冕之间深厚的交往。

胡公冕身为共产党员的身份，众所周知。原本国民党当局意图逮捕胡宗南，幸得贺衷寒为其辩护，加之胡宗南为自保计，成立了孙文主义学会，这才消除了对他的怀疑。

在发动对延安的进攻过程中，毛主席一度未能及时撤离，与胡宗南率领的部队仅有短短一小时车程之隔。然而，胡宗南的军队却步伐迟缓，枪声此起彼伏，时疏时密。

在青化砭战役期间，胡宗南部三十一旅的少将副旅长周贵昌回忆道：“尚未抵达青化砭，我方已察觉前方设有埋伏，随即向胡宗南将军发去电报，恳请下达命令。”

即便明悉前方设有伏兵，胡宗南依然发电斥责道：“畏缩不前，贪生怕死，此非军中气节，必须严格遵照原定计划继续北上，迅速攻占青化砭，否则将视为通敌罪行。”

周贵昌不得不咬紧牙关，勇往直前，然而结果正如预料一般，部队遭遇了惨重的全歼。

围攻延安历时一年，胡宗南犹如迷失方向的蜂鸟，在解放军的巧妙调动下四处奔波，始终未能觅得解放军的主力所在，反倒是陷入了接二连三的伏击之中。

常言道，“吃一堑，长一智”，然而胡宗南似乎对此缺乏领悟，无法从失败中汲取教训，这不禁让人对他的动机产生疑问。

溃败至台湾后，军事上的挫败成为导火索，诸多文官随之对胡宗南发起指责。

监察院对胡宗南的指控罪名是：“肩负重任，统帅雄兵，任职期间最长，对军国大事的耽误尤为严重。”

然而，令人费解的是，对胡宗南的弹劾最终因蒋介石的庇护而未能得逞。

随后，蒋介石或许开始认识到自己在识人用人心术上的失误。

郝伯村曾言：蒋先生在晚年，对提及黄埔系的学生之事显得颇为忌讳。

若要论及军事层面的成就，若无确凿的证明材料，则尚无法证实胡宗南真实身份的可靠性。

胡宗南的秘书熊向晖，其共产党员的身份，乃是不容置疑的事实。

熊向晖并非未曾受到质疑，早在1937年12月，湖南青年战地服务团团长李芳兰便曾直接询问熊向晖，他是否是共产党员。

闻知此事的胡宗南，仍旧秉持中立，毫不动摇。待熊向晖晋升为机要秘书，李芳兰再次提及旧事，胡宗南依旧深信不疑。

胡宗南的情报机构亦曾接获匿名信，指控熊向晖为“间谍”，然而胡宗南依旧选择将此事妥善处理，不予扩大。

据熊向晖所述，他视胡宗南为“夏伯阳式”的杰出人物。

夏伯阳，作为俄国十月革命之后由白军转投红军的杰出将领，曾被熊向晖以胡宗南之比喻，赞誉为国民党阵营中的进步军人。在中共眼中，他虽不主张对之进行剿灭，却亦未曾背叛蒋介石的领导。

结语：

实际上，中共之所以在胡宗南、卫立煌的身边秘密派遣特工，正是基于对二人左翼政治倾向的敏锐洞察。

至于白崇禧，其目的迥异，旨在借白崇禧与蒋介石间的矛盾，发挥拉拢之效。

程潜等人堪称一方霸主。洞察时局变迁后，他们选择归顺，既保全了起义的美名，又何乐而不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