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9月1日的范家岗,晨雾还没散尽,山坡上的露水把新四军战士们的草鞋浸得透湿。趴在灌木丛里的机枪手老李往手心啐了口唾沫,搓了搓冻僵的手指,眼睛死死盯着山下那条像死蛇般蜿蜒的公路。"龟孙们该来了吧?"旁边的小战士刚嘀咕完,远处就传来汽车引擎的哼唧声。
三辆卡车转过山坳时,打头那辆的车轮正好碾上埋着地雷的土包。轰隆一声响,炸飞的轮胎碎片把路边芦苇削得齐刷刷倒地。第二辆车的日本兵还没跳下车厢,埋伏在玉米地里的两个便衣班已经甩出去七八个捆成麻花状的手榴弹,那动静比过年放炮仗还热闹。有个戴圆框眼镜的意大利军官刚掏出小手枪,就被飞来的弹片削掉了半顶军帽——后来打扫战场时,战士们在他皮箱里翻出本写满蝌蚪文的笔记本,上面画满了江淮地区的等高线地图。
公路东侧的水沟里,三个日本兵正撅着屁股往芦苇丛里钻。机枪手老李咧着嘴调整标尺:"跑?能跑过老子的子弹?"一梭子扫过去,沟里的水花溅起三尺高。有个矮个子意大利用生硬的中国话喊着"误会",话音没落就让神枪手王铁柱点了名。后来《新华日报》的记者数了数,光是那辆炸成麻花的卡车上就躺着十四个鬼子,其中三个老外军装上的金穗子特别扎眼。
这场伏击可不是瞎猫碰上死耗子。早半个月前,新四军的侦察兵就发现个怪事:每逢单日晌午,总有辆插着小旗的卡车往安庆运箱子,押车的日本兵个个腰杆挺得比枪还直。更稀奇的是车上那几个黄头发蓝眼睛的"太君",有回在茶棚歇脚时,有个家伙掏出的香烟盒上明晃晃印着意大利军徽。地下交通员老周扮成卖菱角的小贩,亲眼看见他们在桐城日军司令部里指手画脚,那架势活像庙会上耍猴的。
高敬亭司令拍板那晚,作战科油灯里的棉线捻子爆了三回灯花。大伙心里都门清,这些所谓"军事观察员"就是来教鬼子怎么对付游击队的。七团三营挑出来的六十多个精壮汉子,有使大刀片的老兵油子,也有刚参军的学生娃,伏击前夜都在挂车河洗了澡——按老规矩,这叫"洗晦气"。爆破组长老张把地雷埋好后,还特意在上风处撒了泡尿,说是"给东洋王八加点料"。
战斗结束得快当。第三辆卡车掉头跑路时,车厢里甩出来个皮箱子,砸在公路上崩出满地的文件。文书小刘捡起张带血的照片直咂嘴:"好家伙,墨索里尼这老小子跟日本天皇勾肩搭背,笑得跟娶了媳妇似的!"后来才知道,这些意大利人带着日军江淮地区布防图,准备搞个"铁壁合围"。现在倒好,全喂了范家岗的野狗。
打扫战场时出了段插曲。有个装死的日本军官突然蹦起来要拉手雷,被炊事班长老马一扁担敲晕过去。老马掂着缴获的南部手枪直摇头:"这破玩意还不如俺的烧火棍好使。"战士们把意大利人的军装扒下来当包袱皮,里头抖落出雪茄烟、镀金怀表,还有印着裸女画的打火机,看得半大小子们脸红脖子粗。
捷报传到四支队司令部时,高司令正就着咸菜喝稀饭。他抹了把嘴上的粥沫子,让警卫员把缴获的意大利军徽钉在墙上,跟去年打的伪军旗子并排挂着。第二天延安发来的电报里,毛主席把这场战斗称作"捅了马蜂窝"——确实,后来日军在皖南的扫荡计划推迟了整整两个月,据说安庆的鬼子指挥官因为"外交事故"被撤了职。
范家岗的老百姓编了段顺口溜:"新四军,真能干,专打鬼子运输线。意大利,不害臊,帮着倭寇耍大刀。"有个跑江湖的说书先生把这场战斗编成鼓词,唱到"三颗洋脑袋开了瓢"时,总要把惊堂木拍得震天响。最解气的是重庆那边,外交部的老爷们拿着缴获文件找意大利大使对质,把那群西装革履的老外噎得直翻白眼。
如今范家岗的公路早铺了柏油,当年埋地雷的土坡上种满了油茶树。放羊的老汉还能指认出机枪阵地的大青石,石头上那些蜂窝似的弹孔,比任何纪念碑都来得实在。偶尔有历史学者来考察,村里九十二岁的周老太总爱念叨:"那会儿我趴在灶台后头,听见枪声比炒豆子还密哩!"她总记不清具体年份,但永远记得战斗第二天,新四军战士帮乡亲们修屋顶时,有个小战士裤腰带上别着的镀金怀表在阳光下晃得人眼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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