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父亲李公朴在昆明不幸遭遇暗杀，英勇献身。其后，我与母亲张曼筠以及弟弟一同返回上海。在上海法学院的高一学年，我因积极投身学生运动，不幸被学校开除。次年，我远赴香港，就读于培侨中学的高二班级。正是在那一年，我加入了地下新民主义同志会。
1948年10月，在地下党的周密部署下，我们全家毅然从香港启程，经天津顺利穿越国民党设下的封锁线，最终抵达了华北解放区的石家庄。在这里，我有幸被分配至正定华北大学政治班深造，并自豪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完成学业后，我转入了该校外语系，专注于俄语的学习。随着1949年北平的解放，我随学校一同迁往北京，继续我的俄语学习之旅。
1951年新春佳节之际，我国军委卫生部下属的北京医院迎来了两位享有院士头衔的苏联教授，他们肩负着为我国中央领导同志提供医疗服务的重任。鉴于医院急需两位具备党员身份的翻译人才，我和陈复君同学——这位来自延安的年轻党员——在学期尚未结束之前便得以提前结业。我们脱下灰色的军装，换上了崭新的绿色军服，肩负起了为北京医院提供保健翻译的使命。
1952年夏日的拂晓时分，我接到了一项紧急指令：需陪同江青同志启程赴苏联接受治疗，同时肩负起其翻译的重任。
在即将离别之际，军委卫生部的傅连部长特地与我进行了亲切的交谈。
出差途中，与家人的沟通受到一定限制，所有信件均需经由大使馆信使递送。此外，严格禁止向他人透露出差的具体任务。本次任务中，我不仅肩负翻译的重任，还全面负责江青同志的日常服务。任务完成后，请径直向我进行汇报。
9月6日，我身着一袭色彩斑斓的红花连衣裙，褪去了那身绿军装，被送往南苑机场。那里，一架苏联的专机已整装待发，蓄势待飞。恰在此时，毛主席与江青并肩走出车辆。
我作为中共中央编译局俄文专修学校学员，有时，周末被挑去到中南海为中央首长做舞伴，我和毛主席跳过舞，这是第二次见他了，感到意外的是他亲自来送行。我当时想毛主席对江青真心关爱。
步入四十的江青，气质高雅，行走间神采焕发，腰肢挺拔，尽显其风华。她以素颜示人，却令人倍感轻松愉快，待人接物亲切而平和，她的态度使我原本的紧张感顿时消散。
江青和张国男在莫斯科休养。
苏联的专机设备精良，配备有卧室与客厅，自飞机起飞的那一刻起，我便与江青一同体验了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所享有的尊崇礼遇。
飞机在旅程的中段稍作停留，于伊尔库斯克补充燃料，这一过程耗时数小时。随后，航班续行，直至黄昏时分抵达莫斯科。迎接我的是苏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门的中文翻译——娜斯嘉·卡尔东诺娃，她驾驶着一辆黑色的吉斯牌轿车。这类车辆所经之处，红灯即刻变为绿灯，通行无阻，这是苏联政治局委员所享有的特权。她的车辆直接驶向克里姆林宫医院——我们亲切地称之为“皇宫医院”，该医院专门接待来自国内外的资深官员。
病房内部分为内外两间，其中内室宽敞明亮，专门用于病患居住；而外室相对较为狭小，是陪伴者短暂休憩的所在。
步入病房，一位保健医生早已在等待着。他立刻对刚从长途飞行中走出的江青进行了至关重要的身体检查。
经过连续数日的严谨检查，我们最终确诊江青女士患有泥沙型胆囊结石，并需进行胆囊冲洗治疗。在治疗过程中，患者需保持右侧卧姿，医生将一根细长的橡皮管缓缓从口腔插入，直至胃幽门，并深入至胆囊。确保导管尖端准确无误地抵达胆囊内部是手术成功的关键步骤，这要求患者必须维持正确的体位，以确保引流管能够顺利而准确地置入胆囊。
在引流过程中，她不得不断续通过导管进行沟通。起初，我的听力难以捕捉到她的言辞，这让翻译工作一度陷入僵局。医生和患者都焦急不已，这样的状况严重干扰了冲洗的顺利进行。幸运的是，我的适应能力较强，不久之后我便能够精确把握她所说的每一句话。
经过数个疗程的精心治疗，泥沙的印记几乎已难觅其踪。依照医生的精心指导，我们踏上了一段前往高加索索契的旅程，那里坐落着一所专业从事泥疗的疗养机构。在那里，我们每日将黑泥均匀涂抹于江青的腹部，以实施泥疗之术。
二月时节，林利随团返回莫斯科的“皇宫医院”，随即肩负起新的使命。林利，中央老领导林伯渠的独生女，于1938年6月高中毕业之后，远赴莫斯科深造，直至1945年抗战胜利之际，她才重返延安。自那以后，她屡次伴随高级代表团出访海外。1949年，林利荣任第一届世界和平大会代表团的翻译。大会圆满落幕，她凭借出色的表现，荣幸地被选中成为江青首次赴苏联疗养时的翻译。
1952年的金秋时节，刘少奇同志率中共中央代表团出席了苏共第十九次代表大会。在此期间，林利同志肩负起翻译的重任。大会圆满落幕，她随刘少奇夫妇一同前往高加索的索契，寻求疗养之便。而恰逢其时，江青同志亦在此地接受泥疗治疗。
江青在偶然遇见林利时，坦诚相告，认为与那些人结伴并无乐趣。她建议林利与自己同行，或许更适宜。回到莫斯科后，江青要求驻苏联大使王稼祥与林利谈话，期望她能留下与自己为伴。面对这一请求，林利不得不放弃翻译列宁《哲学笔记》的工作，决定留下来陪伴江青。
本次入住的病房不仅设有患者专用卧室，更配备了宽敞的陪护人员休息区。此外，一间精致的小客厅兼具电话间功能，同时也成为了医生和护士的办公空间。我国苏方派出了两名警卫员，他们轮流值班，全力保障病房的安全与秩序。
林利明察秋毫，深知江青与毛主席之间地位天差地别，因而提出建议，让她主动向苏联方面提出撤回专属警卫员的请求。尽管江青面露愠色，最终她还是表示了对这一建议的赞同。但即便如此，苏联方面仍旧执意要为江青配备警卫人员。
3月5日的破晓时分，护士们开始为江青着手准备胆汁抽取的术前工作，预期一旦检查结果一切如常，她便能踏上回家的路。就在这关键时刻，苏共中央的联络员卡尔东诺娃匆匆步入我的房间，急切地要求我即刻将斯大林逝世的消息转告给江青。我坚决主张必须等到胆汁引流手术圆满完成后，才透露这一不幸的消息，以防止紧张情绪对手术的进行造成不利影响。林利医生亦赞同暂不对江青透露这一秘密。
卡尔东诺娃泪水涟涟，声带颤抖，悲切地陈说，全球今日理应知晓，苏联人民和我们党正遭受着何其深重的苦难。她踏入江青的住所，恳请林利担任口译，并郑重指出，林利与医生共同决定暂时对江青隐瞒这一噩耗，实乃一项严重的政治失误。
江青突然失声痛哭，泪水如泉涌，狂拍林利的桌案，痛斥自己不该被蒙在鼓里。待她情绪慢慢平复，医生仍为她实施了胆汁引流手术，奇迹般地成功引流出胆汁。
事后，江青向林利表达，她深知林利与医者之间那份深沉而真挚的良苦用心。
数日之后，苏共中央联络部发出正式传唤，要求江青陪伴我和林利一同前往圆柱大厅，以出席斯大林的守灵仪式。尽管这场仪式仅有短短数分钟，但斯大林的遗容却在我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记。
随着身体状况的每况日下，江青意识到肝部疼痛愈发频繁，便打算待春暖花开之际，前往南俄进行疗养。林利趁机向她展示了国内同事寄来的多封信件，信中充满期盼，希望她能重返工作岗位。江青对此感到极度的愤怒，她斥责中共中央编译局的领导师哲，指责是他策划并指使这些人写信。
林利最终成功地说服了苏方的保健医生、护士长，以及我，共同劝解江青，使其同意放行林利。然而，在飞机起飞的前一晚，江青的情绪突然失控，泪流满面，坚决不肯让林利离去。
此刻，医生与护士长竭力安抚了江青的激烈情绪，终使林利得以顺利离去。在分别之际，她向我透露了江青的谈话内容：江青提及您的伴侣曾是沈钧儒的秘书，一位在党内享有盛誉的民主派人士，同时她还指出您的社交关系网相当错综复杂。
那时，我和林利都深感意外，难以置信她竟会以那样的视角审视我们。
直至“四人帮”的相关资料公之于众，人们方才了解到江青对提及她前夫唐纳之事尤为忌讳。蓝苹与唐纳、赵丹与叶露西、顾而已与杜小鹃，三对恋人原计划在同一天举行婚礼。他们在杭州六和塔下结合的创意，出自“才子”唐纳之手。为了这场婚礼，他们特意邀请上海享有盛誉的大律师沈钧儒担任证婚人，著名导演郑君里则同时担任司仪和摄影师。我曾亲眼目睹过这三对新人与沈老先生共同拍摄的合影。
郑君里在文革浩劫中不幸罹难，其悲剧根源之一，便在于他与唐纳之间的渊源。
在“文革”那段岁月里，江青通过叶群的协助，悄然造访了郑家及其它四位三十年代文化界的知情者，其目的在于寻找一封对局势至关重要的信函。
1957年，毛主席的《蝶恋花》在报纸上公开发表，轰动一时。江青对毛主席说：“你想杨开慧，我还想唐纳呢。”
在愤怒的驱使下，她匆匆寄给郑君里一封急信，急切地要求获取唐纳在法国的联系方式。
在与江青的一次对话中，我不禁提及了唐纳当下的境遇。江青听闻此言，脸色顿时阴沉下来，并未给予任何答复。正是这一场景，引来了她对我复杂社会关系的指摘。
卧病在床之际，她常以观影作为消遣，其中，译制片《红与黑》给我留下了尤为深刻的印象。幸运的是，我事先曾阅读过这部经典名著，因此在观看的同时得以同步进行翻译，虽略显吃力，却也勉强应对了这一挑战。
观影结束后，她忍不住对我感叹道：“《第四十一》这部禁演的杰作真是令人扼腕，男女主演的演技可谓是炉火纯青！”
她曾向我透露，胡乔木希望她能前往中共中央宣传部电影处，协助开展电影审查的工作。至于那些如蒙太奇、淡出淡入等电影的专业术语，我最初的接触与理解，全赖江青的耐心讲解。
江青曾莅临大剧院，领略了一场芭蕾舞的精彩演绎。彼时，人民演员乌兰诺娃正在演绎《红罂粟花》，然而江青对此表示强烈的不满，直言：“这出舞剧是对中国人的侮辱，我们不宜观看。”尽管如此，她认为普列谢茨卡娅虽不及乌兰诺娃声名显赫，却也同样是位享有盛誉的功勋演员。于是，我们在莫斯科大戏院的包厢内，共同欣赏了普列谢茨卡娅主演的《喷泉》芭蕾舞剧。
重新观看了由著名歌唱家、人民艺术家达拉索娃担纲主演的《三姊妹》。演出落幕之际，她玩笑地对我说：“你的歌喉确实出众，只是形象上似乎略显不足，身材略显丰腴，我几乎无法忍受。我曾想中途离场，但又担心留下空荡荡的包厢，显得不太得体。”
“他们的大国沙文主义思维显露无遗。面对他们，我们绝不能屈服低头，在必要时，我们更应勇敢站出，给予有力反击。”她始终身体力行，身体力行地践行着这一信念。
在此地，一切费用均由公共资金负担。考虑到我国外汇储备相对有限，我们均不应接受出差补贴。
某日，她在信中得知，那位一直协助她料理家务的姐姐的儿子，竟然被北京的一所著名高等学府录取。随即，她向我提出了请求，希望我能帮她拨打汪东兴的电话。在电话交谈中，她不停地追问外甥是如何成功踏入这所高等学府的，直到对方明确表示完全是凭借自己的努力，她才安心地挂断了电话。
她语气沉重，语重心长地向我叮嘱：“无论我们投身于何种事务，都必须深思熟虑，充分考量其可能带来的种种影响。”
领导那时确实以身作则。
我深刻体会到，无论身处何种情境，她总能恰到好处地维护自己的形象。她的着装得体，发型整洁且光彩照人。尽管罗圈腿给她带来不便，但她行走时依然挺拔如松，无论是站立或是就坐，都流露出端庄的风范。即便是用餐时，她亦能展现出那份独特的魅力。
“进餐时宜闭口细嚼，避免发出声响；若食用面条，请先用叉子卷起一小撮，随后整团送入口中，细细品味。”
于疗养院那幽静的泳池畔，我耐心地辅导江青学习游泳技艺。初出茅庐的她，如同稚气未脱的小学生，展现出无比的顺从与勇气，毫不犹豫地遵从我的指导，逐一细致地练习每一个动作。不久，她便已熟练掌握了蛙泳的基础要领。
江青预计无法在苏联度过夏季，因此我们手头仅有冬装。她特地吩咐我联络汪东兴，并请求王光美为我们挑选适合制作连衣裙的绸缎布料，同时提出了她偏好的色彩选项。鉴于王光美在审美方面有着卓越的鉴赏力，选购完毕后，她便将任务委托给了访苏代表团，由他们带回所需布料。苏共中央设有专门为高级干部量身定制的裁缝，因此夏装得以迅速完成制作。
随着炎炎夏日的脚步缓缓临近，我随江青及两位安保人员一同踏上了火车，抵达了黑海沿岸享有盛誉的疗养胜地——雅尔塔。我们入住了一座格调高雅的别墅，这里曾是二战期间斯大林、罗斯福与丘吉尔三位伟人召开“雅尔塔会议”的所在地。我们所在的居所，正是罗斯福总统当年的住所——利瓦季亚宫，其地理位置十分优越，紧邻着波光粼粼的海岸线。
江青在雅尔塔海滨
每日之乐，莫过于悠游于黑海的碧波荡漾之中。那片海域，仿佛专为江青量身打造，沙滩上巨石错落有致，岸边设施一应俱全，各式小船停泊其间，显得格外和谐。
在此畅游，纵身跃入水中，便无法触及河床。江青便安然地坐在岸边的一把椅子上，悠然地享受着轻柔的海风拂面，她的目光紧紧地锁定着我，而我则在深邃、湛蓝的海水中尽情地畅游。
那日海浪比往日更为澎湃，我的泳程也因此被拉得更长。她伫立在岸边，目光逐渐变得朦胧，内心焦虑不已，不知如何向安保人员传达她的担忧。或许是出于焦急，她尝试与他们沟通，于是他们迅速划着小舟赶来，搜寻我的踪迹。从此以后，她再也不让我游得太远，深怕我遭遇不测。
在这座宽阔的宅院之中，除了两位担当安保重任的守卫、一位技艺卓越的厨师，以及一位体贴入微的女管家，别无他者。因此，江青不得不与我进行交谈。那段日子里，我们谈笑风生，相谈甚欢。遗憾的是，时至今日已过六十多年，我并未养成记日记的习惯，加之记忆力衰退，如今能回忆起的，唯有那些鲜明的记忆。她曾如此说道：
“父亲身为一名木匠，酒瘾深重，一旦沉醉，便会动辄发怒，对母亲及兄长们拳脚相向。我，家中最小的孩子，侥幸得以幸免。然而，有时在课堂上，我似乎能听见母亲的呼救声，那种刺激让我倍感煎熬。小学毕业后，我果断选择离家，投身于一个老旧的戏班，学习京剧。在那个充满艰辛的戏班中，我亲身经历了生活的磨难。”
随后，我抵达了青岛，并在当地大学图书馆开始了我的工作生涯，同时，我也正式踏入了中国共产党这个光荣的行列。我有幸成为闻一多先生的弟子，聆听他的教诲。党组织安排我前往上海，我在那里投身于工厂，成为一名女工，并在工人夜校中担任教师。
出于对身份泄露的忧虑，我悄然踏入戏剧界。在此期间，我主演了《娜拉》与《大雷雨》，这两部作品均引发了极大的关注。因此，我的艺名蓝苹逐渐为人所知，而鲜有人知晓我的真实姓名——李云鹤。我的女儿也沿袭了我的姓氏，名叫李讷。
贺子珍对孩子并无特别的宠爱之情，她的女儿姣姣，是我从农村带大的，她亦随我姓，名李敏。自幼便被送至苏联，归来后，她对母语的运用已略显生疏。她更愿意留在我身边，不愿前往母亲的怀抱。
“我们居于中南海的夫人们，共同组成了一支特殊的党小组。”
在雅尔塔的悠闲时光里，她的情绪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愉悦与平和。
林利、苏联护士、江青、张国男。
随着夏日的脚步渐行渐远，两位警卫接连向我提出建议，认为我应当向江青提出返回莫斯科的请求。他们指出，随着气候的转凉，对健康恐怕会有所影响。然而，江青似乎对此提议有所犹豫，并未即刻作出肯定的回应。
数日之后，再次接到要求，我需向江青提出返回莫斯科的申请。她终是尽力应允了我的请求。
八月莫斯科的气候，已与北京深秋相似，显著的温差让江青感到一丝寒意。她将我叫到面前，怒火中烧地斥责道：“分明是你与保卫员二人，都怀着归乡之念，竟暗中勾结，编造了一系列借口，催促我返回莫斯科。”
步入室内，泪水不禁夺眶而出，我悄无声息地抹去泪痕，生怕那抽泣声会惊扰到四周忙碌的服务人员。
自小，我便显现出男儿的气魄。父亲去世之际，我曾痛哭失声，此后便未曾再流过泪。然而，江青却留意到了我眼眶的微肿，于是责备我未能考虑周全，担忧旁人会误以为我受到了她的欺辱。
金秋九月之初，我久违地迎来了回归北京的契机。她深情地提醒我：“你回到北京后，傅连暲势必会问起我的近况。我对他的印象不佳，他总爱干涉他人，事事都要探询。除了我的健康状况，其他事情无需告诉他。这让我感到矛盾，不知该如何向他如实汇报。”
我们再度踏上旅程，乘坐的是一架苏联制造的图—104喷气式客机。机上，随行的有为她提供医疗保障的保健女医生以及两位负责安保的工作人员。本次航程的目的地是首都北京。
出乎我们这些随行人员的意料，飞机尚未完全停稳，毛主席便向我们挥手示意。
循着江青的足迹，我们一同走下机舱。毛主席逐一与众人热情握手，待我一一介绍完三位随行人员后，飞行员亦加入了握手行列。在握手之际，毛主席还关切地与他们交谈。
“我尚未有机会体验贵公司的喷气式客机，能否安排一次飞行体验？”
机长答道：“当然。”
主席以稳健的步履走向机舱，稍作逗留，便面带喜悦地步出机舱，向四周的群众投去微笑，轻松地开口道：
“我坐过图-104。”
数日后，江青为了表达在为期一年的治疗与休养期间，全体陪伴人员的深厚情谊，特地设宴款待了他们。我向傅部长提交了工作汇报，我的努力得到了他的高度认可，至此，任务已顺利圆满完成。
1955年的初春，我的长女王力平降临人间，得益于母乳的丰富，她的成长显得格外健康。然而，五月时分，我肩负起了一项新的使命——陪伴江青赴苏联接受治疗。这一决定，迫使我不得不含泪割舍，放弃了给予女儿最珍贵滋养的源泉。
随着旅程的日渐迫近，我迫切地开始寻找断奶的良方。遵照我院苏联专家的建议，我采用了绷带对胸部进行适度紧束。发热的我，在天津享有盛誉的妇科专家俞霭峰教授的陪同下，踏上了前往莫斯科的航班。平素里我从未有过晕机经历，但这一次，我却遭遇了剧烈的呕吐，所幸得到了俞教授无微不至的关爱与照料。
起初，她接受了协和医院享有盛誉的妇产科专家林巧稚的诊疗。但不久后，她发现林教授的诊疗手法较为沉重，言语表达亦显不足柔和，因此对她并无特别的好感。基于此，她转而选择了俞教授作为自己的主治医生。这一转变，是我后来才逐渐了解到的。
我们急速前往莫斯科，旨在为江青接受苏联治疗子宫颈癌的初步准备工作。我们首先抵达了全苏妇产科学研究院旗下的妇产科临床医院。在那里，俞教授与苏联的专家团队对江青的病情进行了详尽分析，最终确诊为原位癌的初期阶段，无需进行手术。经过一番商讨，我们决定对她进行局部宫颈的放射治疗，江青对此治疗方案表示了赞同。
彼时，北京医院的著名内科专家吴洁以及我院的翻译徐五凤，荣幸受邀出席了一场学术盛会，并有幸与江青女士同机启程。江青女士更是特地安排，让他们在别墅中逗留了一日。
此次，我们特别从北京医院选派了一位曾服务于江青身边的保健护士——林爱。在无需提供翻译服务的情况下，林爱便承担起了对她无微不至的照料工作。
日复一日，餐桌上总是俞教授、我以及小员一同陪伴在她的左右。在与俞教授的交谈中，她言谈举止得体，态度谦逊有礼，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不久，江青忽然向我提议：“你不妨委婉地向俞霭峰暗示，或许他有望重返祖国。”我对此颇感困惑，不清楚俞教授究竟做了何事触怒了江青，然而俞教授很快便离去了。
随后，林利在北京接到中央的最新指示，作为江青的随行人员，她来到了这座别墅。眼前映现的是早已等候在此的护士林爱以及我，这一幕不禁让林利心头泛起一丝不寻常的感触。
近期，江青在接受化疗的过程中，反应剧烈，情绪持续低落，脾气亦愈发急躁。林利设法进入城市，找到了远在莫斯科的周总理，详细阐述了返回北京的迫切理由，但总理并未予以同意。随后，林利坚持不懈地向江青提出请求，最终，江青答应让林利携带一封致毛主席的家书返回北京。
此次，林爱的陪伴让我感到无比轻松，特别是在夜幕降临后，协助江青安然入睡的重任终于得以卸去。回想起那初次度过的岁月，那些画面仍历历在目：
江青辗转反侧，难以入眠。每临睡前，她习惯将枕头垫高于背部，斜倚在床上。于是，我便坐在床边的椅子上，与她共度夜间的休闲时光，玩起一款名为“傻瓜”的轻松苏联扑克游戏，此游戏简单易学，无需耗费太多心智。
时而，她难以维系内心的宁静，于是我们便各自抽签。她的签文往往平淡无奇，而我的签却常能引领我步入静谧之境。即便困意如潮水般涌来，我亦咬紧牙关，坚持不露疲态，唯恐她因察觉到我的倦容而心生不快。
夜幕偶尔将我唤醒。总的来说，每个夜晚都成为了我最难以忍受的时刻。原本能够安然入睡的我，如今却深陷失眠的漩涡。自回国以来，我常常不得不依赖那味道苦涩的水化氯醛，才能勉强进入梦乡。
此行中最难以忘怀的瞬间，莫过于夜深人静之时，被员林爱从睡梦中唤醒。一只体型硕大的绿蝇在江青的卧室内嗡嗡作响，徘徊不去。
在苏联境内，我们被告知这里遍布着卫生蝇，该国传染病并未横行，故而并未配备蝇拍，更不用说那些驱虫喷雾了。别墅内的房间宽敞，层高也颇高，对我们这两个身形娇小的人来说，驱散这些烦人的小虫实属不易。无奈之下，江青只得依靠安眠药来度过那些难熬的夜晚。直至次日，我们才紧急召来了保卫人员，终于将这个不受欢迎的“不速之客”从我们的住所中驱逐出去。
江青并未选择住院治疗，却频繁前往妇产科临床医院，亲自将含有放射性的钴棒置于子宫颈处，以此执行相应的医疗程序。
治疗过程虽非冗长，但她体内的白细胞数量却急剧下滑，降至两千以上。为了提升白细胞水平，她不遗余力地尝试了种种方法。因抵抗力严重削弱，她显得格外脆弱，仿佛只需一缕微风便足以将她吹倒。
医生所托付于我们的重任，便是保障她免受感冒的困扰。室内温度必须保持恒定，而在户外散步时，江青同志不仅密切关注气温与风力，更是对风向进行细致的评估。在出行前，务必将身上的汗渍擦拭干净，换衣的动作需轻柔而缓慢，以免让她再次汗湿衣背。一旦出汗，她便需坐定，等待汗水彻底干透。
江青女士除了一次外出医院就诊，始终未曾踏出院落别墅的大门半步。后院铺展着一片翠绿的草地，其间，她屡次有幸目睹邻居、苏共中央的政治委员勃涅日列夫的身影。他每次经过，总会向江青女士点头致意，传递着温馨的问候。
江青曾在此盛情邀约我国知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程砚秋，共赴莫斯科进行友好访问，并在其别墅内共度愉快的午餐时光。
在我到达之前，她曾郑重告诫我，切勿向苏方人员透露访客的真实身份。起初，我对她为何对这一要求如此缜密感到困惑，生怕外界知晓她即将与一位演艺界人士见面。但随着时间的流逝，我逐渐领悟到，她之所以如此忧虑，或许是因为她不愿让他人知晓自己曾修习京剧，以及那段与30年代演员相关的往事。
午餐时分，她特地叮嘱我和员林爱将饭厅两侧的门窗紧闭。用餐之际，她对程砚秋先生的艺术造诣赞叹不已。餐后，她不禁好奇地询问程先生是否能够即兴清唱一曲《荒山泪》，这恰恰是她最为喜爱的一部剧目。
程先生悠然吟唱起一曲悦耳的旋律，江青便率先轻拍着手掌。她面带微笑，轻声对程先生言道：
今日，我有幸近距离聆听程先生的精湛清唱，心中充满激动。我对程先生的戏剧艺术情有独钟，尤为敬佩他能够根据剧情与个人嗓音的特色，对传统唱腔进行灵活而巧妙的调整。这种创新精神，令我深感钦佩。在京剧青衣的梅、程两大流派之间，我曾在与周总理的交流中表达过自己的艺术偏好。我偏爱程派的戏路，而总理则更偏爱梅兰芳的表演风格，他所属的梅派，也常被视为较为保守的一派。
送走客人之后，她语气坚决地对我说，尽管梅兰芳的戏路遵循传统，略显保守，创新不足，但总理对他却颇感赏识。
周总理对江青同样关怀备至。每当他赴莫斯科之际，即便日程繁重，亦会特意抽出时间，莅临别墅探望江青。他向她详细讲述国内发生的重大事件，诸如高岗、饶漱石事件等。同时，他会关切地询问她有何所需。
总理留意到江青渴望品尝绿叶蔬菜，他返京后不久，我们便接到了汪东兴的电话，告知已有人代为送来一箱新鲜蔬菜。蔬菜送达后，江青指示我转告厨师，这些菜肴他们并不擅长烹饪，她本人将亲自操刀示范。
我陪伴她走进厨房，精心烹制了一盘翠绿的菠菜。随后，我邀请厨师及在场众人品尝，他们纷纷赞誉有加。自此，苏联的厨师们也掌握了炒蔬菜的技艺。
转眼间已过半年，江青的白血球计数依旧未能显著提升，因此决定返回北京寻求中医的治疗方案。
员林爱悉心照料身患放射线伤害的江青，与其亲密接触，且未采取任何防护措施。她自幼家境贫寒，12岁便开始外出打工，以维持家庭生计，长期劳累使得她的身体根基薄弱，白血球计数更是降至了两千余。
此外，鉴于当时出国需身着裙子，她不幸遭受了腿部受寒的困扰，身上出现了不少红点，随之患上了风湿症。
在此次归途之前，她特意请卡尔东诺娃购置了一件苏联生产的静态黑熊玩具赠予我的女儿。此玩具头部可转动，捏动发条后，其双爪便能动弹。我想，这或许是她为了弥补陪伴哺乳中的女儿一同前来就医的遗憾而精心挑选的礼物。
“然而，当我步履沉重地回到家中，目睹因断乳改喝牛奶而脸颊泛红、满布疹点的幼女时，一股酸楚瞬间涌上心头。她眼中不再有往日的熟悉，我急忙取出心爱的小黑熊，用它拉近了我们母女之间的距离。”员林爱后来如此回忆。
1956年五月，江青已完成一年的放射治疗疗程，随后便启程前往莫斯科进行复查。所幸，复查结果显示效果良好。她亦自觉精神状态颇佳。
苏共中央精心安排了江青与苏共领导人夫人的会晤，以庆祝她的康复。此次会面共有四位贵宾出席：分别是当时担任苏共总书记的斯大林接班人马林科夫的夫人、外交部长莫洛托夫的夫人、赫鲁晓夫的夫人以及米高扬的夫人。
“不妨留下来，在我们学院继续深造。”
江青闻言先是愣住了神，稍作迟疑后，她答道：“待他日有机缘，我定会前来贵院深造。”
此次对话似乎并未达到预期的融洽，不久便匆匆结束。
驱车返回别墅途中，江青向我抱怨道：“这些夫人们的素养实在不高，尤其是马林科夫的夫人，她的言谈举止实在浅薄，竟妄图让我去她的学校就读，真是荒谬至极，她的傲慢无礼显而易见。相较之下，赫鲁晓夫的夫人则显得更为朴实和可亲。”
此次会晤严重伤害了江青的自尊，仅住满三个月便匆匆返回了北京。
在随后的四年里，我与江青大约有四次面见。前三次，她均前往北京医院接受胆汁引流手术。她邀请我的主要原因是：一方面，她相信我能够指导一种适宜的卧姿，使引流管能够顺利穿入她的胆囊；另一方面，当她含着引流管说话时，我能够清晰地辨识她的言辞。
那一次，是我院内科的张惠芬主任亲自召见我，她的神情中透露出一种难以言说的无奈，这一幕至今仍历历在目。她说道：“我们已多次进行胆汁引流，但她对于我们的技术仍存有顾虑，因此特地让我来邀请你前往。”
那是在1959年的最后时刻，在与江青的交谈中，我不经意间透露了这一消息：我所追随的最后一任神经内科苏联专家也已离我而去。其他翻译人员，先前都曾研习医学，如今他们均已转行，成为了医生。而我，仅是学习了俄语，内心深处，我渴望能够进入大学深造，专攻一门学科。
不久前与江青的相会恰逢佳节春节，我忽闻消息：江青邀请我前往她位于中南海的住所共进晚餐。
我依照既定的时间，骑着自行车抵达了中南海。出乎我意料的是，毛主席也在此共进晚餐。
毛主席在询问了我数番之后，便语重心长地对我说：“工作之中自能汲取智慧，务必勤于阅读，方能拓宽知识领域。上大学并非唯一途径，我本人未曾踏入过大学校门，江青同志亦是如此。”
这场高级别的晚宴由江青精心策划，其目的显而易见，旨在消弭我求学的志向。或许，这亦是她对我多次付出的辛劳所给予的一丝谢意。
1960年，按照院党委的部署，我前往中国人民大学政治系参加了为期一年的马列主义理论学习班。学习期满后，我返回岗位，被任命为病房专职党支部的副书记，随后又晋升为书记。
1966年，文化大革命席卷而来，身为一名中层领导干部，我却不幸沦为造反派眼中的“擦地工”，被迫在病房中辛勤劳作。
1967年，朱德总司令的保健卫士魏琳向我展示了一本小册子，其中详细记载了汪东兴及保健局局长黄树则与上海两位资深专家对江青病情的会诊意见：经客观检查，发现病情并未如江青所自述的那般严重。
因涉及江青病情的笔记被我翻阅，我疑心其存在泄密的风险，遂被囚禁于医院地下长达十个月。最终，我被定性为现行反革命，罪名是泄露机密即反对无产阶级的领导核心，并被判处留党察看两年。
魏琳的遭遇更是不幸，她在秦城监狱中度过了长达6年的囚禁生涯。
1969年，我踏入五七干校的行列，年终之际，荣幸地荣获北京医院连队颁发的优秀“五七”战士称号。
头顶的荣光仅持续了短短两个月，春节归京休假期间，连领导却将我冠以“五一六”反革命分子的罪名。随之，我被隔离长达半年之久，沦为专政的目标，被迫参与劳动长达三年。
1973年重返医院后，我被委以重任，担任图书馆馆长之职，并积极参与了图书馆学会举办的学习班。不久，我虽心有遗憾，却还是被选为医院医务处管辖范围内的党总支书记。这一任职，标志着“文革”期间加诸我身上的种种不实之指控，在江青落马后得以洗清。凭借十五年来在图书馆工作的卓越成就以及数篇学术论文的发表，图书馆学会授予我副研究馆员的职称。1987年，我正式退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