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感慨,如果刘志丹同志没有英年早逝,凭借他在西北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开创性贡献,将来获得开国元帅的荣誉绝非没有可能。确实,在陕北红军的历史上,还有一位比刘志丹更为资深、更具资格获此殊荣的人物,他就是谢子长。评价开国元帅有多重标准,一般无外乎部队和根据地的奠基和开创。而按照这一准则,刘志丹、谢子长等一批陕北根据地的建立者,无疑都具备条件。若非命运无常,谢子长的历史地位恐怕会更加突出。
谢子长出生在陕西安定县(现为子长县),在众多出自关中、以英勇著称的陕西人物中,他的形象显得略为不同。不像那些以豪迈闻名的关中刀客,也不像叱咤风云的李自成或杨虎城,谢子长年少时更接近文弱书生。他在西安省立一中、榆林中学读书,毕业后回乡成为一名教师。家庭宽裕的条件没有让他自满,他希望通过教育去报效国家。
但18岁那年,陕西迎来了陆建章这样一个凶名远扬的军阀。陆建章以酷狠著称,对百姓横征暴敛,甚至纵容部下作恶。陕西在他的统治下生灵涂炭,这段苦难让谢子长认清了现实:只要掌握枪杆子的还是坏人,百姓便苦难无边。因而,他毅然选择投身军旅,把报国之志转化为实际行动。
1922年秋,25岁的谢子长前往太原,报考阎锡山创办的学兵团,开启了军事生涯。两年后学成归乡,他组织民团,自发抵制地方军阀,带领乡亲自卫保民。随着陆建章的倒台,他的部下陈树藩接收权力。刚上任时,陈树藩礼义廉名声远播,百姓本以为世道会因此改变,但事实证明只是换了新的人换着旧的祸。谢子长积极投入到反对陈树藩的斗争当中,同时逐渐认识到,不改变整个制度,即便推翻一任军阀,也不过是换汤不换药。
正是在这个过程中,谢子长接触并接受了马列主义。他深信,只有共产主义道路才能真正救国救民。1925年,他在白超然和白志诚的引荐下,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一员,开始在保安团内积极发展党员,甚至团长、班长很多都成了党员。
随着1927年蒋介石反革命政变,全国一片白色恐怖。当革命进入新阶段,谢子长带领同志们在同年10月发起了清涧起义,这是陕西共产党人对国民党反动派发出的第一枪。尽管最终因形势不利而失败,陕西的第一支共产党直接领导的武装力量西北工农革命游击第一支队应运而生。
清涧起义的主要指挥虽然不是谢子长一人,唐澍任总指挥,谢子长为副指挥,阎揆要为参谋。唐澍是黄埔一期毕业的佼佼者,曾跟随陈赓东征,也参与过讨伐陈炯明,四一二后辗转陕北,奉命参与组织起义。遗憾的是,1928年与军阀作战时唐澍英勇牺牲,年仅25岁,否则他的资历和声望还会更高于谢子长。
阎揆要同样是黄埔一期出身,后被派往国民党部队做兵运,因长期潜伏而错过了直接统领部队的机会。到1955年,他得以被授予中将军衔,如果历史路径不同,他很可能有更高成就。
1925年,刘志丹也加入中国共产党。这位比谢子长年幼六载的青年原本亦是书生,只是他的军事道路起步更早。谢子长是阎锡山学兵团出身,刘志丹则毕业于黄埔军校,是四期学员。早在林彪还是排长时,刘志丹已是国民革命军第四路军政治处长。他资历不浅,只是在清涧起义当口,他身处湖北、安徽,无法亲自参与。1928年5月,刘志丹与唐澍、谢子长等再度合作,共同领导渭华起义。清涧起义孕育了西北工农革命游击第一支队,渭华起义随之诞生了西北工农革命军,后者由刘志丹和唐澍领导。
实际上,谢子长与刘志丹各自带领一支武装,两人在领导地位上持平。1930年,中共陕北特委成立军事指挥部,谢子长以最资深的身份担任总指挥,刘志丹则为副总指挥。九一八事变后,陕北武装力量归于整合,两人分别正副职,继续奋斗于险恶环境之中。彼时,他们虽非同一县人,但同属延安地区,相互信任、分工明确,为陕西革命开辟新的局面。在敌强我弱的格局下,不但保存了革命种子,更推动了力量壮大。
部队领导人们长期共事,难免有不同观点,甚至发生争执。谢子长与刘志丹也曾因下属违纪、处理方式产生过摩擦。一次,谢子长因下令惩处犯事干部,方式强硬,引发双方短暂冲突。但事后两人均能自省并互相谅解,携手继续并肩作战。
在反对左倾冒险主义方面,二人同样保持高度一致。1930年杜衡提出攻打大城市的战术,两人坚决抵制。1932年冬红军改编成红26军第2团,杜衡强推“左”倾路线,甚至想将刘志丹等人调离部队。谢子长及时与其他有识之士联名上书,保住了同志们在部队中的位置。但杜衡最终以“右倾机会主义”等罪名强行免除谢、刘二人的职务。谢子长受留党察看处分,被迫前往上海中央局“受训”。
谢子长离开之际,红26军官兵冒着寒风为他送行,众口一词为他鸣不平。谢子长以豁达语气宽慰官兵:“前往上海是升迁,革命不分南北,我们比着干、为党建功。”尽管投入新环境积极,谢子长心中惦念着家乡与昔日战友,也对红军未来忧心忡忡。他担心杜衡的错误路线会导致严重后果,而现实很快印证了这一点。杜衡违背实情,命红26军第2团南下渭华,结果部队遭到国民党埋伏,几乎全军覆没,仅有刘志丹、王世泰等少数幸存回归。
重返根据地后,同志们对谢子长的能力与领导格外怀念。1934年初,谢子长以中央驻西北特派员的身份归来,精神饱满地鼓励大家:“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不足一个月时间,他重建了陕北游击队第一支队。
同年7月8日,陕北特委决定设立红军陕北游击队总指挥部,由谢子长领衔指挥,郭洪涛任政委。为粉碎军阀的“围剿”,谢子长果断采取游击战术,带队南下,于南梁地区偶遇高岗、刘志丹率领的红军42师。这支名义为师、实不足五百人的队伍与谢子长队伍合流后,兵分两路持续转战。谢子长自身亲赴安定地区指挥作战,屡次告捷。然而在清涧河口战役中,他身负重伤,仍坚持指挥直至胜利。
1935年2月,因伤势不断恶化,谢子长未能出席在周家崄召开的中共西北工委暨西北军委成立大会,但依旧被选为两委员会重要职务。此时,他在陕北革命中的影响力已至巅峰,无人可以取代。如果不是命运多舛,他原本极有可能成为共和国的开国元帅。不幸的是,他最终未能挺过伤病,1935年2月21日与世长辞,年仅三十余岁。
十四个月后,刘志丹也在战斗中为革命献身。西北红军的两位奠基人物相继陨落,令后人无不为之惋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