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 年白云山荒坟被发现，揭开墓主身份：其父亲是清朝首富

白云山是广州市一个极富盛名的景点，人们一直称其为“羊城首屈一指的风景名胜”。同时，长期以来，许多人认为白云山是广州市的“灵韵发源地”，因此过去有不少人离世后都盼望能安葬在这片被视为非常吉利的白云山上。

岁月流逝，许多坟墓渐被忽视，沦为荒废的坟冢，人们已不清楚其中安葬的是何人。然而近期，专业人士考证了白云山一个废弃墓穴的归属，其主人的身份揭晓，着实令人感到十分意外。

【白云山中的“荒坟”，墓主人是谁？】

白云山历来是广州的象征性所在，因其独特性，很多人愿意在此安息长眠。

白云山之中，如今仍安葬着许多声名显赫的人物，并且他们的陵墓颇为可观，诸如六榕寺的开创者昙裕法师、华林寺的奠基者宗符法师，以及宋代镇守边疆的将领钟轼，他们的遗骸均长眠于此。

广府族群习惯在墓园周边竖立“界域石碑”，此举旨在清晰界定墓园疆域，避免他人损毁，从而维护坟茔的吉祥气场。

“墓园的标记”通常竖立在坟墓的周边，表面镌刻着诸如“某某地域某某宗族的气运山脉”或“某个方位的龙脉界标”之类的文字。在白云山区域，至今还能见到大量这类墓园的标记。过去，这些标记是用来划分坟墓疆域的，而今，它们却承担了“新任务”，就是协助我们“辨认”出那些坟墓。

时日飞逝，如今众多陵墓鲜有人问津，它们已完全被白云山中的草木覆盖，唯有少数热衷于探究古物的人，仍在孜孜不倦地寻觅先祖的遗存。

2015年10月，康腾作为广州市民间文物保护协会的成员，得知白云山或许藏有诸多未被发现的新旧墓葬。他随即联络了南粤墓韵小组的其余成员，共同前往白云山搜寻古墓的踪迹。

有传言称，位于大牛栏岗山腰处，有人于草丛中发现一枚石块，其上镌刻文字为“棺木置于此处，墓穴方位指示”，此言或指用于标示墓址的碑石，于是他们便向四周探寻。

片刻之后，在那片区域他们找到一处墓穴，墓冢前立有一块石碑。可惜的是，这座宏伟的墓园旁边有个破洞，破洞中散落着许多木片，他们推测这座坟墓或许早已被盗掘过。

康腾那帮人首先准备清理墓碑及坟墓周边环境，想弄清楚墓穴中安葬的是何人，评估其是否具备作为历史文物加以保护与研究的价值。

这座坟墓荒废已久，上面覆盖了厚厚的荒草和尘土。康腾和几个志愿者，一点一点地清理墓碑上的杂物，碑文才逐渐显现出来。

石碑上记载，这是清朝时期一对夫妇合葬的地点，男性死者名为“毅堂”，曾是一名进士，他生前担任过正二品的“资政大夫”这一官职。

这说明墓穴中安葬的绝非寻常之辈，而是身负显赫背景的人物。随后，康腾广泛搜集文献资料，并深入细致地加以考证，最终查明这座坟墓乃是清朝道光年间所建，墓主为名叫潘有为的个体。

潘有为究竟是什么来历？人们起初没有深究，后来一查，竟然发现他出身于富裕家庭。

【两百年前的“富二代”，官至内阁中书】

潘有为，人们常称他为卓臣或毅堂，出身于真正的富豪家庭。他的父亲是清朝的商人潘振承，当时的首富，掌管着十三行。尽管潘有为自幼在优渥的环境中长大，但他的父亲管教严格，硬是没让他沾染上任何富家子弟的恶习。

据了解，潘振承极为重视学习，他不仅会捐助资金支持学校建设，还总是鼓励孩子们刻苦钻研，力争进入理想的学术殿堂。此外，他的儿子们只要年满五岁，就必须进入家族的书斋，专门研读前贤的著述。

潘有为显然是读书最有悟性的，他幼年时便作诗一首：“五岁初识字句，愿我成长如奔马”，很早就展露出文学上的聪慧。

潘有为成年以后，不负家中诸多艰辛的教导，于乾隆三十五年顺利通过科举成为举人，随后在乾隆三十七年获得进士头衔，此后他逐步步入仕途，担任过内阁中书一职，并且还兼职了盐运使司的职务。

据了解，潘有为或许是潘氏家族迁居广州后首位成功考取进士的人，这得益于潘振承对于家族传统培育和子女培养的高度关注。

或许得益于父亲良好教养的影响，又加上书生特有的孤傲气质，潘有为当官从不谄媚权贵，也看不起去奉承高官，这么一来，十多年过去了，他的职位始终没有提升，由此可见，潘有为实在不适合做官——至少在当时的环境下，他难以融入官场。

然而，潘有为似乎并未将此事放在心上，他担任官职期间曾负责《四库全书》的整理编撰，每逢闲暇便挥毫泼墨、吟咏题诗，并且收藏诸多字画珍品，日子过得十分安逸闲适。

因此，潘有为在近代中国同样是一位相当知名的艺术创作者，精通绘画与书法，同时擅长作诗，并且热衷于珍藏各类物品。

潘振承是潘有为的父亲，他任职多年后离世。潘有为因此回到家乡，辞去官职，负责操办父亲的丧礼。从此以后，他就没有再担任过官职。

广东省内，潘有为为自己的居所命名“南雪窝”，此后他便在此处持续进行诗歌创作与绘画活动，并且出版了一部诗集，书名题为《南雪窝里的诗》。

在潘振承的激励和潘有为的带领下，潘氏家族后裔中涌现出众多才俊之士，其中四人凭借科举考试获得翰林学士职位，六人通过乡试考中举人，整个家族因此养成了崇尚学问的良好风气。

潘家后裔之中，有二十四位凭借卓越贡献被载入《广东历史人物辞典》，并非因为声名显赫于史册，他们却与国家要务息息相关，并且都是其专业领域的佼佼者。

潘有为的墓穴被发现之后，最具有历史价值的并非潘有为个人，而是他的家族，甚至整个广州十三行都与之联系密切。

经过调查得知，潘有为夫妇合葬的墓或许是潘家最早寻获的墓穴，这个墓穴对于探究广州十三行的历史具有重要价值。

简而言之，关键在于潘有为的父亲正是潘振承。若能寻到潘有为的坟墓，或许有助于我们更深入地探究潘振承的相关情况。

【清朝“首富”，更可能是18世纪的“世界首富”】

事实上，提及潘有为，史料中关于他的记载并不多见，这主要是因为那个时期声名更为显赫，被誉为“第一代富豪”的潘振承更为引人注目。

潘启又名潘振承，乳名逊贤，祖籍福建省泉州府。他幼年家境贫寒，为使父亲负担减轻，很早就中断了学业，外出谋生养家，独自承担起整个家庭的开销。

潘振承年轻时从福建前往广州，从事海外贸易活动。据说他最初在十三行一家姓陈的商行任职，负责处理相关事务。由于他工作勤奋，思维敏捷，受到老板的高度赏识。

商行那位最高负责人挣得金银满钵之后，便返回故乡颐养天年。潘振承敏锐察觉到这一动向，随即独立创办了一家名为同文行的商号，并转而经营起对外的国际贸易。

潘振承的经商历程始于前往菲律宾，据说，他为了从事商业活动，多次前往菲律宾并返回国内，在那个时期，他掌握了多种语言，这为他日后从事交易提供了语言上的优势。

潘振承经营生意非常守信用，只要他售卖的商品存在质量问题，必定会为客户退款或者更换新品，目的是为了维护自己店铺的声誉。因此，在外国商人看来，潘振承是极为可靠的交易伙伴，他的商业活动也日渐兴旺。

潘振承的茶叶在欧洲售价较高，但欧洲人依然乐于购买，同文行的茶叶常常是市场上供不应求的紧俏商品。

例如，潘振承每年都要补偿英国公司寄回的劣质茶叶的款项，因此，对不良茶叶进行赔偿便成为了商人们的一项惯例。

乾隆二十二年期间，朝廷推行了锁国措施，禁止福建、浙江、上海等地与外界进行商业往来，仅允许广州对外通商。同时规定，"茶叶、生丝、土布、绸缎"等商品必须经由洋行出口。因此，潘振承的同文行以及其他几家商行，获得了跨国贸易的垄断权，潘振承的生意也日益兴旺发达。

18世纪期间，《法国杂志》刊载过一篇文章，称潘氏家族财富堪比西欧君主，其年度开销高达300万法郎。该杂志还将潘振承誉为“18世纪最富有的人物”。尽管此说法或许略有夸张，但确实能体现潘振承家族的巨额财富。

再谈谈同文行，这个家族从潘振承开始，已经延续四代人了，到了潘正炜这一代，也就是家族的第三代时，潘家的财富已经累积到了1亿法郎，而且这还不包括他们在华北各地所拥有的其他财产。

另有一则信息颇为引人关注，以乾隆三十一年为例，当时清廷年度总收入达四千八百五十四万两白银，年度支出则为三千四百五十一万两，最终结余为一千四百零三万两。然而您或许并不清楚，同文行的潘氏后裔所继承的财富，折合成白银，高达一千四百万两，较之朝廷全年积余的款项，更超出数百万墨西哥银元。

也就是说，在清朝声望最高的乾隆时期，政府一年积攒的财富，大致相当于潘家历经四代传承的资产规模。这表明在同文行鼎盛之际，称潘家的财力堪比一个国家，绝非虚言。即便潘振承并非十八世纪财富最多的人，他也必定是清朝中最为富有者。

他经商的成功当然不单单是因为讲求信用，更在于他勇于采用新的经营手段，尽管他的商业策略通常很稳妥，但从他三度前往菲律宾的举动，可以明显感受到他内心深处其实是个喜欢挑战、观念新颖的商人。

【引入汇票第一人，善于“以退为进”】

潘振承对于西方的新奇事物特别感兴趣，只要这些事物能对他的商业活动有所帮助，他都会乐意进行尝试。

大约在1760年前后，广州地区产生了一种名为“英国东印度公司伦敦分行发行的票据”的金融工具，这种凭证在当时以白银作为主要流通货币的中国社会，无疑是一种非常罕见的创新。

潘振承观察了一段时间，认为用这种汇票借款很便利，还款也可靠。他觉得这种工具对同文行有益处，因此在乾隆三十七年，他率先采用了伦敦汇票，成为中国最早使用汇票的人。

潘振承决定与外国商贾以汇票进行结算，因此结算效率得以提升，资金周转也变得更为便捷，促使他的商业版图持续扩张。颇为引人注目的是，潘振承采用汇票整整十年之后，美国方面才逐步开始运用。

潘振承经营生意，他并非仅坐等机遇来临，更会主动发掘商业良机从事对外贸易业务。例如他曾经投入资金购置西式货轮，成为数艘巨型船舶的业主。

潘振承竟然前往瑞典创办了一家中外贸易企业，他勇敢地踏出了国门，这件事在那时封闭保守的清朝，实在令人难以想象。

潘振承和老外交谈时，很擅长使用“暂且让步然后出击”的策略来维护自身利益，有个广为人知的案例可以证明这一点。

某次，英国东印度公司的主要负责人向广州十三行的商人表达，期望采购两千包的生丝，此项交易规模相当可观，因为此前他们最大采购量仅为一千包，此次需求量恰好翻倍。

然而在那个时期，十三行之中没有谁愿意接下这个任务，普遍认为这件事过于棘手，最多只肯应承完成1400担。

潘振承反复思量，决定承接这项交易，尽管风险颇高，但若成功，同文行将获利丰厚，然而行动之前，他必须先解决一个关键问题，即代理销售英国的毛呢货物。

当时，英国意图使其毛呢服饰在中国市场畅销，因而要求中国的商人在售卖生丝等商品时，必须兼营部分毛呢服饰，然而彼时中国人对毛呢服饰兴趣不大，导致大量毛呢服饰滞留在仓库中难以售出，既侵占了存储空间又无法获利。

所以，潘振承打算减少接手的货物，并且想让毛呢制品晚点到货。

此时，潘振承充分展现了其卓越的谈判技巧，他首先提议以每担265两白银的价位出售1600担生丝，此价格低于市价，令东印度公司的负责人十分欣喜，随后他又适当地指出，这些生丝需要有足够大的仓储空间才能存放。

因此，我们期望准备相当于一千担生丝数量的毛呢制品，等生丝交付完毕一个月之后，英国方面会将毛呢制品运过来。

结局是，潘振承不仅削减了购入的毛呢产品总量，还推迟了到货时间，因此他感到轻松许多。

东印度公司的负责人认为这个请求很有道理，内心打算同意，但仍然希望潘振承能够提供更多生丝，以便他们能够尽快完成购买工作。

潘振承考虑了一下，接着建议道，为了我们两家往来更顺畅，他愿意额外提供200份货物。但是，由于这批货物难以收购，因此这增加的200份，每份需要卖295两银子。此外，他还表示，要想迅速把货收齐，就必须先支付95%的款项。不过依照行业的惯例，通常预付的金额在60%到90%之间。

为了加速交易完成，东印度公司迅速答应了潘振承的要求，这笔重要生意因而轻松达成。尽管潘振承在外表上同意减少生丝售价的1600担，但事实上他并未真正付出多少实际利益。

那1600担生丝，每担的利润减少了五两银子，但后来额外加的200担，每担的收益增加了二十五两银子。这样计算下来，整体盈利大约损失了三千两银子，不过好在能够提前收到款项，手头多了几万两银子的流动资金，而且毛呢方面的亏损也减轻了。对于潘振承而言，这笔交易无疑是非常划算的。

因此，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潘振承既是英国东印度公司的首席客户，也是瑞典东印度公司最核心的合作对象。

潘振承的人生极不寻常，因此潘氏家族墓地的发现，激起了众多学者的广泛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