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去日本旅行，住进一家全国连锁的大酒店，却在房间里发现一本公然否认南京大屠杀的书，你会作何感想？

这可不是什么凭空捏造的假设，而是几年前真实发生在日本APA连锁酒店的惊人一幕。

这家酒店的创始人元谷外志雄，用他自己的笔名，将他撰写的否认侵略历史、美化战争罪行的书籍，作为“标准读物”堂而皇之地摆进了旗下超过四百家酒店的每一间客房。

当这件事情被曝光，引发中韩等国舆论的轩然大波时，这位老板的回应却充满了令人咋舌的傲慢：“我写的都是事实，我不会撤下这些书。”更让人觉得脊背发凉的是，他甚至断言，过不了几个月，人们就会淡忘此事。

一个在商业上如此成功的企业家，为何敢于如此公开地挑战人类社会的道德共识？

这背后所折射出的，究竟是个人狂妄，还是一种被默许甚至纵容的社会集体潜意识？

这事儿，就像一根扎进肉里的刺，让你不得不去探究，这片土地上到底发生了什么。

如果说一个商人的偏执还只是冰山一角，那么日本政坛每年上演的“年度大戏”，则将这种扭曲的历史观暴露得淋漓尽致。

每年的8月15日，这个对亚洲人民而言意味着解脱的日子，对日本的某些政客来说，却是一个需要“表演”的特殊时刻。

地点，东京靖国神社。

这里面供奉着谁？

除了普通士兵，还有包括东条英机在内的14名二战甲级战犯。

就是这么一个地方，却成了日本政客们的“打卡圣地”。

从前首相小泉纯一郎、安倍晋三，到后来的内阁大臣和国会议员，他们成群结队，在无数媒体的闪光灯下，走上前去，对着战犯的牌位深深鞠躬。

然后，走出大门，面对记者的话筒，他们又会换上一副庄严肃穆的表情，反复强调此行是为了“哀悼战殁者，祈愿世界和平”。

这种行为，简直就是一出现实版的精神分裂。

一边祭拜着发动战争的恶魔，一边高喊着和平的口号，这难道不是滑天下之大稽吗？

更有意思的是，根据日本共同社等机构多年来的民意调查，对于“首相是否应该参拜靖国神社”这个问题，日本社会内部始终存在巨大的分歧，支持与反对的比例常常在伯仲之间。

这说明，政客们的这种表演并非孤立的个人行为，它深深植根于一部分日本民众的认知当中，形成了一种顽固的社会基础。

为什么一个现代化的发达国家，会陷入如此根深蒂固的历史认知泥潭？

这事儿，得从根上刨。

时间回到二战刚刚结束的时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东京审判”，看似对日本的战争罪行进行了清算。

但这场审判，从一开始就埋下了一颗巨大的“地雷”。

作为日本发动对外侵略战争的最高决策者和精神领袖，裕仁天皇，竟然毫发无损地从这场正义的审判中全身而退。

出于遏制共产主义蔓延、需要一个稳定日本作为亚洲盟友的政治考量，美国人主导了这场“豁免”。

他们将天皇从战争元凶的名单上抹去，还让他发表了一份《人间宣言》，宣称自己是人不是神。

这一操作，虽然在当时稳住了日本社会，却也从根本上抽掉了日本进行彻底战争反思的灵魂。

你想想，一个庞大的犯罪集团，头号老大被宣布无罪，甚至还被捧为精神象征，底下的那些打手和帮凶，又怎么可能发自内心地觉得自己罪无可赦？

这就像是给整个民族的战争记忆打了一针强效麻醉剂，痛感消失了，但病根却留下了。

如果说豁免天皇是留下了病根，那么与731部队的肮脏交易，则无异于给这病根浇上了毒药。

那支在中国东北犯下活体解剖、细菌战等滔天罪行的“恶魔部队”，其头目石井四郎，在战后被美军俘获。

按理说，这种反人类的罪犯，枪毙一百次都不为过。

可现实呢？

石井四郎用他手中那数千名中国受害者生命换来的细菌实验数据，和美国做了一笔交易，换取了自己和部队核心成员免于被起诉的待遇。

苏联曾在哈巴罗夫斯克对部分731部队成员进行了审判并定了罪，而美国却选择将这些战犯当作宝贝保护起来。

于是，这些双手沾满鲜血的刽子手，摇身一变，有的成了日本医学界的“权威”，有的进了知名制药公司，安然无恙地度过了余生。

当反人类的罪行可以被当作筹码进行交换，当魔鬼可以因为掌握着利用价值而被赦免，那么所谓的“正义”和“反省”，从那一刻起，就成了一句空话。

根基从一开始就歪了，长出来的树，自然也是扭曲的。

这种从上至下的历史逃避主义，几十年来，像慢性毒一样，慢慢渗透到了日本社会的方方面面。

最令人忧心的，莫过于对下一代的教育。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曾发布过一份引人深思的报告，对比了德国和日本的历史教科书。

报告显示，日本教科书中关于本国在二战中所犯罪行的描述篇幅，远少于德国。

更重要的是内容的“处理”方式。

他们巧妙地玩弄文字游戏，将“侵略”中国，轻描淡写地修改为“进入”；对于南京大屠杀这样证据确凿的惨案，要么在遇难者人数上大做文章，要么就用模糊的字眼一笔带过。

日本历史学家家永三郎为了教科书的真实性，曾与日本政府打了长达32年的官司，虽然取得部分胜利，但整个大环境的修正主义倾向却难以逆转。

在这样的教育环境中长大的孩子，自然难以形成正确的历史观，他们会觉得，祖辈们或许只是在“那个时代”犯了些“可以理解的错误”。

对内进行认知“塑形”，对外则展现出一副时而“诚恳”、时而“无辜”的多变面孔。

以“慰安妇”问题为例，1993年，时任内阁官房长官河野洋平发表谈话，承认了日军的强征行为，这被视为一次重要的进步。

然而，随着安倍晋三等右翼政治家的上台，官方口径又开始悄然后退，反复强调“没有证据表明存在国家层面的强制行为”，试图将政府责任撇清。

2015年，日韩就此问题达成一份“最终且不可逆转”的协议，日本出资10亿日元设立“治愈基金”。

这看似是一种解决问题的姿态，但其本质却是想用钱来买断历史，让受害者们永远闭嘴。

对于那些在屈辱和痛苦中煎熬了一生的老奶奶们来说，她们毕生等待的，从来不是那笔冰冷的“治愈金”，而是一句发自肺腑、不带任何附加条件的道歉。

这份道歉，她们至死都未能等到。

看到这里，我们终于可以理解，为什么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会直言不讳地指出：“日本是世界上唯一一个没有完全承认并接受二战结果的国家。” 这句话，不是一句外交辞令，而是对上述所有事实的精准概括。

日本在历史问题上如此执着、如此反复，其最终目的，绝不仅仅是维护所谓的“民族自尊心”，而是服务于极其现实的政治图谋。

那就是，从根本上动摇二战后建立起来的国际秩序。

这盘棋下得很大。

看看地图上的争议点就一目了然。

在与俄罗斯关于南千岛群岛（日方称“北方四岛”）的主权争端中，在与中国的钓鱼岛问题上，日本的法律论据总是惊人地相似。

他们刻意回避或曲解《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中关于“日本必须归还其所窃取于中国之领土”等明确规定，反而死死抓住后来签订的、内容相对模糊的《旧金山和约》，声称该合约只让其“放弃”了主权，并未明确规定归还给谁。

这套说辞，说白了就是揣着明白装糊涂，企图利用法律漏洞，为自己今天的领土主张寻找依据，其本质，就是不承认自己作为战败国必须无条件接受胜利国制定的战后领土安排。

所以，当我们说要做好心理准备时，我们准备的，是一种长期的、清醒的认知。

那就是，我们身边的这个邻居，在精神层面，从未真正结束它的那场战争。

它在历史问题上的每一次挣扎和表演，都是在为撬动现实世界的秩序积蓄力量。

历史的车轮无法倒转，但总有人想在轨道上扔石子，甚至想把方向盘抢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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