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50年代初，天津的两位青年领导干部刘青山与张子善，一度被誉为新中国的杰出代表。他们的事业起点极高，原本前景广阔。在职位和经济利益的双重诱导下，这两人逐步抛弃了自己最初的理想，最终沦落为贪污腐败的典型人物。仅在短短三年内，他们便非法侵占了多项专款，包括地方粮款、防汛和救灾资金，总计贪污171.6亿旧人民币在当时，这是一个极为庞大的数字，堪称轰动全国。

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际，刘青山与张子善分别被任命为天津地委书记、天津专署专员。此时的天津，作为国内数一数二的经济大市，处处涌现发展机遇。作为三十多岁的干部，他们迅速承担起新中国改革建设的重任，颇有作为。在政务管理和经济操作中，两人展现了较强的行政与协调能力，赢得党委的充分信任，也握有巨大权力。

但随着天津经济建设的不断扩展，城市的繁华与诱惑日益明显。刘青山和张子善逐渐对权力产生了依赖，他们被高位带来的优越与便利所吸引，逐步放松了对自我的约束。天津的优渥条件使他们的生活变得舒适，而这种安逸随之带来警觉心的淡漠。逐渐地，掌控一切成为他们的常态。

刘青山对生活享受的要求日益升级。有一次他一心想吃韭菜饺子，却因肠胃问题要求厨师制作“没有韭菜的韭菜饺子”，令厨师陷入难以抉择的境地。厨师只能在饺子馅里加入韭菜，煮熟后又将其一根根挑出。这种无理取闹的细节，折射出他权力滥用和个人主义的状态。他的奢华生活早已超出常人的合理想象，每一件小事都习惯以权谋私，对公共财物毫不珍惜，挥霍无度。

把持重权的刘青山和张子善，逐渐背离了为民服务的初衷。自1950年至1951年间，他们利用职务便利，大肆侵吞专项资产：原本应该投入基础设施建设和社会福利的公款，被他们用于个人享乐和非法牟利。他们假借工程建设名义，从银行骗取大笔贷款，将原本用以改善人民生活的资金据为己有。

两人还严重参与倒买倒卖钢材、木材，利用虚假工程伪装吞下大量国有及财政财产。如此规模的徇私舞弊，直接损害了经济基础，加剧了民众困难与地区不安。在短短两年中，便累计非法获得1554954万元，各项资金被吞噬殆尽。本该造福社会、推动国家生产力提升的资金，换来的却是官员的极度奢侈。

到了1952年，经调查和清点，两人三年间贪污总额已达171.6亿旧币。只需将当年物价进行简单比对便可体会金额之巨大：在1951年，一斤猪肉售价为3300元，这批贪污款折合现值近八千万元人民币。如此巨大的数目，足以购置巨量物资，却沦为两人的私人口袋，成为其享乐和非法收益的筹码。

当时，李克才担任天津专署副专员，严以律己，因操守公正而受人敬重。他对腐败深恶痛绝。获知刘青山和张子善的所作所为，李克才十分震怒。面对严重的侵吞国库行为，他拒绝保持沉默，选择挺身而出揭发真相。在河北省“三反”会议上，李克才出面指证两人贪污细节包括挪用粮款、防汛与救灾专项资金，并以手中证据支持发言，引起了上级部门重视。

中央迅速采取措施，组建调查专组赶赴天津。调查结果进一步证实：刘青山和张子善的贪污金额远超预期，他们不仅满足于个人挥霍，还以手中权力谋取非法商业利益，动摇了正常经济秩序。许多本应服务社会的企业和商人被他们操控，沦为权钱交易的牺牲品。

1951年12月14日，河北省委就此案召开会议，各方一致认为二人罪行极其严重，应依法处以极刑。华北局随后将处理决议报送中央，建议以死刑正风肃纪。中共中央对此案格外关注，迅速召开书记处会议，决定依法判决，并经最高法院核准执行。

考虑到刘青山、张子善都曾在天津任要职，并且社会影响力广泛，毛主席对此案作出明确批示，要求依法、公正、公开处理。人民日报就在1951年12月30日醒目报道了案件经过和判罚结果。

1952年2月9日，二人在狱中会见。这一次会面，意味着他们人生旅途的终点即将到来。面对死亡，两人表现出近乎漠然的态度。当晚，他们吃下人生最后一餐，朴素简单，这一刻以往的权势和财富不复存在。刑期执行当天，大量市民聚集刑场，目睹事件画上句号。

这桩案件不仅彰显了新中国打击腐败的决心，也成为塑造清明政治环境的重要节点，为历史留下深刻教训。

参考文献：[1] 王祝福.《塑造清正廉洁的政党形象以严肃处理刘青山、张子善案为例》,《廉政文化研究》,2012,第3卷第3期,75-79页